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基于混合加权距离的毕达哥拉斯模糊TOPSIS多属性决策方法研究

针对决策信息为毕达哥拉斯模糊集的多属性决策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加权测度的TOPSIS决策方法。在分析了现有距离测度方法不足的基础上，首先给出了一种新的毕达哥拉斯模糊距离测度——毕达哥拉斯模糊有序加权距离（PFOWD），并研究了该测度权重的确定方法；在PFOWD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毕达哥拉斯模糊混合加权距离（PFHWD），同时探讨了其特征和与现有毕达哥拉斯模糊测度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一种基于PFHWD测度的毕达哥拉斯模糊TOPSIS多属性方法，并用实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富裕社会中贫困的消除：加尔布雷思的探究及启示

贫困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富裕社会”中的贫困表现为私人生产、物质生产的过剩和公共生产、精神生产的不足。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富裕社会”中贫困的原因是不平衡的“二元经济体系”，只要实行“新社会主义”，实现“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平衡，就能解决“富裕”背后的贫困问题。由于这一设想是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所以，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只有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建构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全面生产”经济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     

基于窗口参比Malmquist指数的农村金融支农效率分析

基于窗口参比Malmquist指数法,采用全国31个省市2009—2016年的面板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农村金融支农效率。研究发现:(1)农村金融支农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是下降的,但有不断改进的趋势;(2)农村金融支农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既有技术变化的因素,也有效率变化的原因;(3)绝大多数省市农村金融仍处于规模效率状态;(4)全国四大区域农村金融支农效率差异较大,东部、西部、中部及东北地区技术变化指数依次递减,且每个区域各省份之间也存在差异。因而,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支农效率,必须强化技术创新,提高农村金融要素的集约化利用效率,立足服务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多维度推动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欲凭文字播风潮”:南社人与上海通志馆

南社是由革命者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他们在近代方志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上海通志馆利用社会各界的南社网络,组建志馆人事班子,从馆长到馆员都是清一色的南社成员。同时,利用南社在其他社会团体和新式媒体的影响力,为方志编纂工作提供便利,从资料收集到成果展示,广泛宣传志馆工作,将修志事业与公共空间紧密相连。     

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总是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既不能解释真实世界变化,也无力为乏力的世界经济开出药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不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践的成功已经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但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严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基于此,本文在厘清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要突出国家主体性、阐释好中国道路、服务于国家战略。     

体验型产品消费行为的羊群效应及机理研究——基于电影行业消费行为的实证解释

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购买体验型产品时对网络信息的依赖性很大。因此，研究社交媒体影响下体验型产品的消费者决策选择行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电影行业的票房偏离及消费跟风现象为切入点，探究体验型产品的羊群效应并对其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解释。采集艺恩资讯的票房数据以及豆瓣的电影基本信息及影评等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消费者"羊群行为"视角分析其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质量等内生性影响之后，消费者羊群效应依然存在；产品特征信息对羊群效应起到了调节作用，从而形成理性跟随；采用预期差异模型可以解释消费者实现理性跟随的过程。研究结论对于电影行业宏观政策制定及对体验型产品合理进行营销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平台竞争、排他性协议与竞争瓶颈

在很多双边市场中，经常出现平台一边的用户与平台之间产生利益纠纷的现象，例如顺丰速运与菜鸟网络之间的纠纷等，本文从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了这种经济现象。文章通过将双边市场的用户分为视平台有差异和无差异两种类型，研究了平台如何掠夺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所有剩余的问题。研究发现，平台厂商有与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签订排他性协议的激励；无论签订排他性协议与否，这类用户都将被掠夺所有剩余，产生了所谓的"竞争瓶颈"；排他性协议带来的福利效应并不明确，当平台的边际成本和交叉外部性参数较大时，排他性协议的签订能够提升社会总福利。     

传播信息和承载意义的“城市天际线”——传播学的进入与思考

"城市天际线"通常是指城市特定地点的高楼建筑群与天边相连而构成的整体景观。它为进入城市、身在城市、或在外关注城市的人带来视觉冲击,标示着人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的独特结合。从传播学角度审视这一城市现象,现代城市天际线的出现与摩天大楼的诞生相连,成为近代以来的贯穿实用主义精神象征性传播媒介,它汇聚了多种空间传播语言,延续着人类对于高度及其意义的向往和移情。城市天际线既是一种实物媒介,同时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得以呈现,获得丰富的社会意涵。